“六五”普法回眸①
全民普法和守法，是依法治國的長期基礎性工作。2011年至2015年，“六五”普法規劃順利實施，法治宣傳教育在服務經濟社會發展、維護社會和諧穩定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。在“七五”普法規劃啟動之際，本報特推出“‘六五’普法回眸”專欄，介紹一些地方開展法治宣傳教育的經驗和成效。
——編 者
“六五”普法以來，江蘇把法治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競爭力，強化普法和依法治理并舉。法治文化正潤物細無聲地影響著江蘇的社會生產和百姓生活。
“法治是軟實力，是‘金’字招牌。”江蘇省司法廳廳長柳玉祥用一組數據加以說明：目前，全省已有全國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區）100個，省級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區）7108個，總體水平位居全國前列。“十二五”時期，江蘇地區生產總值超過7萬億元。2015年江蘇地區生產總值位居全國第二。
普法和法律服務相互融合
近八成是農業人口的農業大市興化，有1500多家農民專業合作社，涉及21萬戶農戶，矛盾糾紛多發、易發。2014年，興化市成立了農民專業合作社普法聯盟，35名律師無償為合作社提供法律服務。市司法局副局長陳禮智認為，為合作社量身定做的“法律服務套餐”，能全方位幫助合作社規避運行風險。這種普法和法律服務的相互融合，有效提升了農村普法的針對性和實效性。
合作社的購銷合同，以前都是一個電話就搞定，沒有書面合同，糾紛不斷。有了普法聯盟后，律師指導合作社農民簽訂書面合同，糾紛明顯少多了。
2014年秋季的一天，興化市臨城鎮曹垛村20多戶農戶聚集在綠康農民專業合作社，強烈要求合作社退回流轉土地，致使合作社一度無法正常經營。普法聯盟律師卞書建迅速到場，經了解，原來是合作社成立初期通過曹垛村流轉土地100多畝，每畝600元。當時農戶未在合同上簽字，現在土地流轉價格上漲為每畝1000元，農戶要求收回土地或上漲租金。律師通過與農戶、合作社多次協調溝通，指導農戶與合作社重新簽訂了土地流轉合同，流轉價格上調為800元每畝，并確定了動態分段價格。雙方均表示接受，一起矛盾糾紛就這樣得到妥善處理了。
除了普法聯盟外，目前，江蘇全省基本實現了“一村一居一法律顧問”。
祝應茂是海安縣一名村法律顧問，平時工作主要是為村辦企業草擬合同，對農村土地流轉的合法性進行把關。他向記者講述了曾經發生的一個故事：一家村辦企業由于沒簽合同，只有“君子協定”，貨發出去后，款收不回來。事后，村委會找到祝應茂，通過重擬合同，收集證據，并向法院起訴，才追回貨款。這件事以后，村里才慢慢意識到法律顧問的作用。時任村支書王建林感嘆：“是法律顧問挽救了企業，沒有法律顧問，村民受損失就會怪我們了。”
出庭應訴是對法律的尊重
今年4月14日，海安縣法院公開審理了一起“民告官”案件，縣長顧國標作為被告出庭應訴。庭審結束后，他對記者說：“作為海安縣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，出庭應訴是我的義務，這既是對原告的尊重，更是對法律的尊重。”顧國標是出庭應訴的第四任縣長。
海安是全國普法先進縣“五連冠”，在全國率先倡導并推行的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制度，已被寫入新行政訴訟法中。據海安縣司法局局長張建華介紹，2014年，縣委就提出“讓法治成為融入海安人血液的特質”。
去年新行政訴訟法實施后，全國行政訴訟案件井噴上升，但在海安卻比較平穩。“這說明海安這幾年依法行政工作比較到位。” 海安縣法院行政庭庭長徐愛賢介紹，這幾年行政機關敗訴率一直在下降，去年法院共受理77件行政訴訟案件，行政機關只有1件敗訴。
海安縣市場監管局副局長楊姝莉今年就出了2次庭，“出庭應訴，可以倒逼我們規范行政行為。”楊姝莉出庭時，一般還會叫上基層執法人員一起旁聽，“這等于是一場生動的法治課。”
普法宣傳融入基層自治中
將法治元素直接導入市民公約、鄉規民約、行業規章等社會規范中，注重法治宣傳與法治實踐相結合，也是江蘇普法的一大特色。
針對一些村級重大事務的決策，村民了解少，透明度差，江蘇在一些村推行重大事項“票決制”。
2012年，常熟辛莊鎮東旺村準備拓寬一條道路，可是道路旁邊是60棵玉蘭樹。于是村里就拓寬事件舉行聽證會。村里意見是砍了這60棵樹，村民不同意，認為砍了可惜。村干部卻認為，如果將樹移到別處，還得多出一筆費用。村民們說：“移樹，缺人手，我們來移。”最后，村里還是采納了村民的意見，向鎮上申請了費用，將樹移走了。
村支書巫伏通很感慨：“百姓參與村級重大事項的意識增強了，村官越來越難當了。稍不注意，村民就找來了。村民手里還拿著法律書本跟我們說理。”
在東旺村，村委會的決策，以前是村委會領導班子拍板就能定，現在得先拿出方案，然后提交村民代表大會聽證，才能實施。
6月2日，巫伏通在接受采訪時補充說，村官既難當，又好當。通過普法依法治理，農村基層拍腦袋決策的少了，依法決策的多了，村里的工作也好做多了。
6月2日下午，記者來到了全國民主法治示范村——常熟支塘鎮蔣巷村。一進村口，最醒目的是兩旁的村民公約欄。70多歲的村支書常德盛指著村規民約介紹，過去這些內容都是村黨支部自己制定，現在是每戶村民派一名代表簽約，大家舉手表決通過。在蔣巷村，遵守村規民約，就能得到村里發的獎金和福利；如果有賭博、封建迷信的，就得不到這些獎金和福利。守法光榮、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已逐漸形成。
蔣巷村連續20年沒有上訪事件，也沒有發生過刑事案例。常德盛體會最深的是，沒有法治保障，不可能發展到今天。“村規民約墻上有、臺賬有，村民腦子里沒有，那村規民約就是空的。”如何讓村規民約在村民腦子里扎根？常德盛認為，關鍵是要村民自己制定，并化為自覺行動。“法治能讓村民講規矩。”
法治成吸引投資的軟實力
蘇北人周永廣，2012年在常熟投資建了一家紡織品公司。在經營過程中，有80多萬貨款半年都沒追回，只好起訴到法院。沒想到，只花了4天時間，錢就追回來了。
事情盡管過去將近一年時間了，但6月2日，面對記者的采訪，周永廣還是激動得直出汗，“我們公司不大，這筆錢要是追不回的話，我就可能破產了。現在想起來真像做夢一樣。”
周永廣去年在常熟買了房子，并把父母都接來了，現在已是常熟的一名新市民，“現在只要合同履行地在常熟，我就做，別的地方，單子再大，我都不敢做。我在外省也起訴追過貨款，至今5年多都沒要回。”
周永廣用他的切身經歷教育身邊的朋友，“你要是在常熟都發不了財，其他地方就別想發財了。”
這樣良好的司法環境，更堅定了周永廣在江蘇創業發展的信心。如今，像周永廣這樣到江蘇投資創業的人越來越多。法治，成了江蘇經濟發展的一塊“金”字招牌。
（王比學）